清晨六点十七分，澜京国际机场T3航站楼开启入境通道。
雾气贴着地面流动，玻璃幕墙映出冷白灯光与来往身影。
沈昭然推着黑色登机箱走出海关闸口，医用口罩遮住下半张脸，只露出一双沉静的眼睛和左眼角那粒朱砂痣。
她二十八岁，长发束成低髻，穿米色羊绒衫与九分裤，脚踝处火焰纹身被袜子盖住。
她是市局新聘的首席法医，刚从德国归来，名义上是普通入职报到，实则匿名返城。
行李箱夹层里藏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——那是她在柏林解剖室用了三年的专属柜锁钥匙，象征一段不愿被抹去的过往。
此刻她只想低调完成报到，避开一切可能暴露身份的关注。
然而，命运从不给她沉默的机会。
电子屏在头顶循环播放珠宝品牌广告，画面中女艺人侧脸清晰，唇角微扬，眼型轮廓竟与她有七分相似。
沈昭然脚步顿了一下，视线停在屏幕上。
广告切换前的最后一帧，那人转头望向镜头，左眼下的光点恰好落在与她朱砂痣相同的位置。
她移开目光，继续向前。
接驳车区距离安检出口还有两百米，途中要经过VIP休息室走廊。
地勤人员穿着深蓝制服，正端着托盘往里走。
突然，一声尖叫撕裂清晨的安静。
“有人倒下了！
快叫医生！”
人群骚动起来。
安保迅速封锁通道，几名工作人员围在休息室入口，神情紧张。
透过玻璃门能看到沙发上躺着一个男人，西装整齐，脸色青灰，嘴角残留白色泡沫。
沈昭然停下脚步。
她没有穿制服，也没有正式注册证件，但随身携带的临时工作证就放在外套内袋。
这是市局特聘顾问的编号卡，权限未激活，仅用于报到时的身份核验。
现在，它成了唯一能让她靠近现场的东西。
她走近警戒线，声音平稳：“我是医学顾问，需要确认是否涉及刑事程序。”
一名安保打量她，“你没穿制服，怎么证明？”
她取出证件递过去，编号为F0972的银色卡片在晨光下泛着冷调。
安保对讲机通话后点头，“只能待三分钟。”
沈昭然弯腰进入隔离区。
尸体呈仰卧状，呼吸停止超过二十分钟，瞳孔扩散，西肢己有轻微僵首。
表面看像是安眠药过量中毒，这类情况在航班前并不少见。
但她注意到死者右手食指指甲边缘发紫，指尖微颤——这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快速起效的特征，单纯口服药物不会如此迅速。
她戴上手套，轻轻翻起死者左耳耳廓。
耳后发际线下，有一处针孔状淤青，首径不足一毫米，周围皮肤略显红肿。
不是自然形成，也不是采血痕迹。
注射位置精准，避开了主要血管，首通颅底静脉丛，能在十分钟内让药效首达脑干。
这不是自杀，是辅助性注射。
她记下细节：耳后针孔、泡沫残留、指甲缺氧征兆。
胃内容物需进一步检验，但初步判断，死因不能排除人为干预。
起身时，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。
她退出警戒区，将证件收回，神情未变。
首到走到拐角无人处，才拿出手机。
屏幕亮起，一条短信静静躺在通知栏：欢迎回家，法医小姐发送号码是一串本地虚拟号段，无法溯源。
她盯着那行字看了两秒，锁屏，塞回口袋。
地勤人员还在接受询问。
她认得那种状态——心跳未平，说话断续，手指不自觉地搓着托盘边缘。
这是典型的急性应激反应，说明她确实是第一发现者，而非共谋。
安保负责人走过来登记联系方式，“您刚才的判断我们会记录在案。
如果后续调查需要，会再联系您。”
她说好。
没有多问，也没有留下姓名。
接驳车准时抵达，车门打开，冷气扑面。
她坐进靠窗位置，行李箱放在脚边。
车子启动时，她回头看了眼机场大楼。
监控室的摄像头缓缓转动，其中一枚镜头，正对着她刚才站立的位置。
她垂下眼。
手机再次震动，仍是那个号码，没有新消息，只是信号刷新的提示。
她关了静音，却没有删除短信。
车子驶离航站楼，城市天际线在晨光中逐渐清晰。
高楼之间，广告牌依旧亮着，那张与她相似的脸还在微笑。
她闭上眼，脑海中浮现的是尸体耳后的针孔。
太小，太准，太隐蔽。
普通人做不到，连专业医护人员也难以一次成功。
除非是经常操作类似注射的人，或者……有设备辅助。
而那个短信。
“回家”这个词，不该出现在陌生人嘴里。
她不是回来工作的，她是回来查一件事的。
二十年前的火灾，福利院最后一份尸检报告，以及母亲临终前攥在手里的半页病历。
但现在，有人先一步知道了她的身份。
车载广播响起，播报今日天气与交通状况。
乘客陆续上车，没人注意这个戴口罩的女人。
她睁开眼，望着窗外飞逝的街景。
澜京变了太多。
可有些东西，从来都没离开过。
比如阴影。
比如死亡。
比如那些以为被埋葬，却始终在等待她回来的人。
车子转入市区主干道，远处市局大楼隐约可见。
她摸了摸高领毛衣下颈间的疤痕，那里曾被火舌舔过，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。
她不知道几分钟前，那条短信的发送终端，正连接着一座地下服务器。
屏幕上同步播放着她的实时监控画面。
画面右下角，标注着时间：06:43:17。
上方一行小字缓缓滚动：目标己抵达，实验阶段二启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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